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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全国讨汪运动进入到了高潮。
汪精卫万夫所指!
但很显然,他并不准备在这条路上回头了。
伪政府的正式成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各个部门的名单都已确定。
这其中,由孟柏峰出任汪伪政权司法部部长。
社会各界强烈喷击,群情汹涌。
国、工两党再度联手,对伪政权的本质进行了揭露。
汪精卫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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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叛国的道路上,他已越行越远。
而在这一年,上海的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939年12月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道格拉斯任期已满,卸任回国。
英国人克拉斯爵士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新的总董。
而这位克拉斯爵士,是一个出名的妥协派。
他畏惧日本人,最担心的就是日军进入公共租界。
因此在前任的基础上,他一再的向日方做出让步。
1940年1月2日,在他上任仅仅几天之后,就与日方签订了“租界十六条”。
这十六条规定了公共租界确保中立,保证日人在租界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租界内的重大人事变动等等应提前支会日方云云。
即便在工部局董事会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认为克拉斯爵士严重出卖了公共租界的利益。
但克拉斯不为所动。
他著名的言论就是“只要能够确保租界的安全和独立性,我个人名誉上的损失,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而克拉斯和“十六条”的出现,让军统局上海区的局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
众所周知的是,上海区之所以能够在公共租界如鱼得水,依靠的就是和工部局良好的关系。
从工部局董事会的各个董事,到总裁,到警务处长,上海区始终和他们保持着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友谊”。
而现在,这种友谊却面临了严重的挑战。
1月8日,在克拉斯的亲自监督下,巡捕房突袭了位于静安寺的一个军统联络点,逮捕了四名情报员。
1月9日,丁默邨、李士群到访工部局,受到了克拉斯的亲自接见。
1月18日,最严峻的一幕发生:
军统局上海区情报二大队大队长宋登,遭到巡捕房方面的逮捕。
当时,他的手下准备反抗,但被宋登阻止,甘愿上了警车。
宋登的决定非常理智。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宜和工部局方面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
上峰会拿出办法来的。
而在他决定束手就擒前,他告诉前来逮捕自己的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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