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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7日,委员长在庐山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已经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国都被动员起来。
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
日寇的进攻遭受到了最顽强的抵抗。
而在通县,异样的情绪正在冀东保安队中若隐若现。
这些保安队,都被国人看成是汉奸的队伍,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看成是汉奸。
老实说,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尤其是在全国抗战的情况下。
保安队人在通县,但是他们的家人,可不和他们都在一起。
当他们在为日本人卖命的同时,也许此时此刻他们的家人正在遭受白眼和谩骂。
这样的心情,也许身为总队长的张庆余几个人最能够了解了。
汉奸不好当啊。
几个总队里都安排有日本顾问,这些顾问,横行霸道,从来不把保安队的当人看,高兴起来骂,不高兴了就打。
还没地方说理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告状告到殷汝耕那,这位“主席”,那是宁可劝说自己的手下多忍耐忍耐,也是绝对不会得罪日本人的。
卢沟桥那里,29军和日本人决死抗战,全国人民都在支援他们,可是自己这里呢?
全国人民都在唾骂自己。
一个多小时前,渡边少佐让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立刻到第一总队队部开会,可等到他们心急火燎的到来,渡边少佐却一直到现在都没出现。
“一总队,日本人呢?”
由于两个人都姓张,所以在私底下,张庆余被叫成了“一总队”,张砚田则被称呼为“二总队”。
“我哪知道。”张庆余没好气地说道:“渡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结果人到现在都不见,难道让我去找日本人问他到哪里了?”
“哎,这些日本人那。”沈维干坐了下来,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昨天,宪兵队的何田,一只狼狗不见了,气势汹汹的跑到我那,让我负责。嘿,我就觉得奇怪了,你宪兵队丢了一只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结果你猜何田怎么说?
他说我们教导队的,有两个从宪兵队那里路过,结果没多少时候狗就丢了,一定是我的人偷的,这不是胡扯吗?我和他抗辩了几句,结果他把我劈头盖脸的骂了半小时,临了限我一天内找到。”
“你找到没有?”….“我找个屁,最后只能赔了他一笔钱了事。这帮王八蛋,就是存心来敲诈勒索的。”
“你还好。”张庆余苦笑一声:“前天,那个狗特务细木繁,公然跑到我一中队抓走了我的一个小队长,说他有通敌嫌疑。就在我的面前抓人啊,这不是在当着我兄弟们的面,打耳光子扇我的巴掌吗?”
张砚田叹了口气:“在日本人眼里啊,咱们还不如一条狗。”
“在中国人的眼里,你们比一条狗又强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声音传进,然后一个年轻人带着两个同伴走了进来。
“你是谁?卫兵呢?”
张庆余勃然大怒。
“卫兵?”年轻人笑了笑:“我有渡边少佐亲自签发的通行证,这里是通县,是日本人的地盘,谁敢阻拦我?”
几个总队长不做声了。
渡边少佐亲自签发的通行证。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孟绍原。”孟绍原自己找地方坐了下来,点上了一根烟:“我是南京方面派来的人,更加准确的说,我是南京方面的特工。”
张庆余三人大惊失色,立刻从腰间掏出了枪,对准了孟绍原。
“谁敢动!”
潘宝来和宋登两人一步向前,“唰”的拉来衣服。
身上,没人绑着三枚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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