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划。
他的计划很激进，但是只和道格拉斯说了要清除，却没有说出细则，而是避开了这个话题，说道：“让那些中国的甲必丹、雷珍兰和包税人们进来吧。是该让他们拜谒新总督的时候了。”
很快，巴达维亚的华人头目们鱼贯而入，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巴达维亚的华人甲必丹连富光。
连富光今年还不到三十岁，自己的父亲是巴达维亚的六位雷珍兰之一，自己娶的是六位雷珍兰的女儿，他的妹妹嫁给了三宝垄的甲必丹。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巴达维亚的甲必丹，富人们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
历史上发生红溪惨案的时候，巴达维亚的六个华人雷珍兰中的三个，选择向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告密说华人奴工要造反；连富光更是在惨案发生的一年前就举报起义领袖连怀观“品行不端、希望当局对此人予以重视”。
红溪惨案之后，城内的华人商户集体罢市，又是他和雷珍兰们出面要求商户们重新开张的。
如此跪舔的结果，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好的下场。
因为“一年前确实举报过起义领袖连怀观品行不端”，本来要判处以五马分尸头要挂在城墙上的罪名，最终被改判为流放安汶岛，没收了全部财产。
此时的连富光刚刚成为巴达维亚的华人甲必丹，心怀着让家族昌盛的“使命感”，知道一定要结好新来的这位总督。
按照规矩，送上了贵重的礼物后，瓦尔克尼尔示意这些甲必丹、雷珍兰们坐下。
“先生们，上一任总督滥发居留许可证，谋取私利，这件事我想你们是知道的。”
“而我听说，许多在甘蔗园做工的华人，并没有居留许可证，也不缴纳人头税。这将严重损害巴达维亚的利益，也是违背法律的。”
“连富光先生，你作为巴达维亚的华人甲必丹，听说你有将近三十座糖厂和甘蔗园？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在你的甘蔗园里，到底有多少没有居留许可证且不缴纳人头税的奴工？”
能够拜谒总督的，都会很流利的荷兰语。
连富光道：“总督大人，我所有的糖厂和甘蔗园，都转租出去了。事实上，我只负责收取租金。糖厂的经营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商业问题，我想我不能够去对糖厂的经营者指手画脚。至少我可以保证，在糖厂和甘蔗园归我自己经营的时候，我没有收留任何没有居留许可证的人，也没有少缴纳任何一个人的人头税。”
连忙向总督做出保证，并且表示如果总督需要，他可以随时回到家里取回自己的租赁契约，证明自己的糖厂全都租出去了。
连富光并没有说假话，作为巴达维亚的上层华人圈子里的人，他的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和当地的荷兰官员们的关系也不错。
很早就知道公司的糖销售出了问题，很早就把甘蔗园都租了出去，只坐在家里收取资金。
“总督大人，我现在经营的产业，是售卖一些货物、开办赌场。而且赌场的税，我都是准时缴纳的。”
“我家里的仆人，也都是取得了居留许可证的，而且也是按月缴纳人头税的。这一点，我也是可以保证的。”
瓦尔克尼尔又询问了其余的雷珍兰，六位雷珍兰也都一致表示，自己的甘蔗园和糖厂都是租给别人经营的。
自己从事的行业，要么是放贷，要么是经商，并没有经营这些实体行业。虽然许多甘蔗园和糖厂是记在他们名下的，但自己并不经营，也对糖厂和甘蔗园里的事并不过问。
瓦尔克尼尔初来乍到，心里没点数。一旁的道格拉斯赶忙提醒道：“总督大人，我要提醒您。我们只能管辖巴达维亚、安汶等几座城市。对于城市外面的事，我们是缺乏控制的。只能依靠这些甲必丹和雷珍兰们进行间接的管理。”
道格拉斯未必对这些华人富商有什么好感，只是担心瓦尔克尼尔弄不清楚状况，下达一些奇怪的命令。
他也想提醒一下这位新来的总督大人，在城里居住的华人，是有用的人。他们对巴达维亚很忠诚，而且大多是包税人和商人，按时缴纳人头税，又提供一些华人的动向。
真正要清除的垃圾人口，是那些做雇工的穷人，那些人既不缴税，现在蔗糖又没有利润，而且那些人有富有战斗精神。
他希望这位新来的总杜大人要清醒一点，知道以华制华，才是巴达维亚一直以来的政策。如果对这些“忠诚”的华人压榨的太狠，可能会导致华人一条心。这些人有钱，又有人脉，要是把他们逼到和那些做雇工的华人站在一起，才是要出大事的。
瓦尔克尼尔有些不悦于道格拉斯的打断，正要说点什么，外面忽然传来了几声炮响。
玻璃窗被微微震动，屋子里的人顿时混乱起来，以为发生了什么变故。
一个荷兰人匆匆跑进来。
“总督大人，请不要担心。只是对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例行的扣押检查。而放炮的，是一艘大顺的武装商船，但其船长是一名军官，只是按照规矩鸣放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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