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项请求大顺出兵，就算是为对倭开战一事定下了基调。将来要战争赔款，那也是替琉球要的。
此事，大局已定。
这一次故意把仪仗摆在了正阳门，允许百姓旁观，就是因为李淦受不了朝廷的廷议了，直接当着百姓的面，借着天朝的自豪感，直接宣布对倭开战。
谁要反对，谁就要冒着被百姓戳脊梁骨说是窝囊废的风险。
虽然明知道这么搞是没有退路的，将来一旦怂了，就会遭到极大的反噬。
但李淦想的可不仅仅是日本的事。
对日开战，就算朝中有反对的，也完全可以压住。
日本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天朝颜面全无被骗了一百多年，琉球王哭着来京算作被迫告御状，就算又反对声也不成气候。
可是将来下南洋，那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名正言顺了。
放任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的华人之后再动手，有一利一弊。
利是，朝中反对的声音能够被压服，名正言顺，谁反对就把谁头上扣个大帽子。
弊是，杀完人再动手，将来在南洋立足经营就很不利。
问题是，刘钰判断，照南洋的蔗糖贸易和畸形的种植园经济，荷兰人最晚在两年之内就必然要动手。
这是经济规律，是无法扭转的。
而两年之内，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时机，所以这一次要拖下去，默许荷兰将巴达维亚的华人迁到别处，大顺对此可以表示认可。
如果这件事认可了，将来动手的话，朝中反对的声音必然极大。认可荷兰对南洋华人的迁徙、甚至派人去监督，那似乎就等同于认可了荷兰在南洋的统治，到时候又不屠杀，似也师出无名。
南洋太远，攻之无利，地主阶级的文官得不到利，反而会助长一批特殊的军功阶层；香料贸易，很可能被皇帝内帑垄断，被人眼馋却分不到，那就等于无利益。
反对恐怕是必然的。
预想到将来的事，李淦觉得有必要提前准备准备，等到将来机会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这样的办法，将民众的舆论煽动起来，给反对派施压。
大顺控制不了江南儒林的舆论，但却可以试着控制京城的。
这一次既是尝试，以为南洋；又不仅仅是为了南洋，而是……更多其余的想法。
李淦知道自己的声音没有那么宏大，不可能让看热闹的百姓都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故而也早有准备。
之前尚敬还是琉球王的时候，便明知故问了琉球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叫琉球王把万历三十七年的琉球惨剧说一遍。
从萨摩入侵、到琉球宗庙被烧、再到琉球王室被抓到日本监禁、再到“逼迫”琉球欺诈天朝继续朝贡等等事，全都说了出来。
说的时候，有人记录。
记录之后，便以传胪。
上传语告下称为胪。
天子的话，通过书面，传递到在百姓面前的内侍或者勋卫，再由这些人将上面的内容直接念给百姓听。
在京城百姓的眼里，这琉球虽然是国，但却也是天朝的一部分，听到琉球发生的惨剧，一个个也是义愤填膺。
这些年京城没有遭受什么灾荒，北面也没有夷狄侵扰，战争都在距离京城的数千里之外，死人最多的还是和普通百姓够不太上的良家子，京城的百姓这些年小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
小日子过得不错，才有对天朝二字的荣耀感。即便战火已经远离京城几十年了、京城遭受战火洗礼的人即便那时候才出生现在也都垂垂老矣，在听到琉球发生的事之后，情绪还是很快地被煽动了起来。
远离百官的百姓发出了一声声的叫喊，激愤的情绪响彻云霄，震得官员的耳朵有些痛。
官员之中的年轻人固然激愤，老成者心中却忧虑。
这件事，皇帝似乎做得有些越界了。
文武百官并不知道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以为皇帝摆驾正阳门，是为了学学当年唐太宗在承天门斥颉利可汗的事，彰显一下威严罢了。
可没想到，皇帝竟然绕开了朝廷，直接把舆论抓住，做成既定事实。
现在让朝中怎么说话？
大势已成，朝中就算有反对的，又能说什么？
点火容易，灭火却难。一些大臣心想，这么做固然一时得利，可却后患无穷，民众群氓亦愚，天子若是做个穷兵黩武之君，日后谁能阻挡？
天子身前，群臣不敢说什么，只能互相看看，默默摇头。
摇头的未必反对对日开战，甚至也有不少是坚决支持对日开战的，但这件事不该用这种形式。
这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规矩。
事实上，勋贵群体中站着的刘钰，也不知道皇帝会选择这么玩，这实在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隐约间，刘钰感觉到有些不太对，皇帝想要的，怕不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甚至也不只是日后继续扩张的原因。
皇帝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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