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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维亚城中的近万华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年对他们的意义了,更不会知道可悲的人性会怎样经不起诱惑,一个一起吃饭喝酒的邻居,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棍子打死自己,只为了一头猪。
城里的近万华人也不会知道,原本历史上,拉杆子起事的那群人,反倒存活率更高一些。
有跑到山区的、有去婆罗洲成事的,也有继续斗争掀起华人和爪哇联合大起义的。
从巴达维亚转战中爪哇、东爪哇,坚持斗争到三年后,荷兰发现没有华人巴达维亚就是一座死城,不得不又重新引入华人。
最终起义军的许多人存活了下来,在东爪哇扎根。
而城内观望的、听从甲必丹命令的、关闭门窗不出来的,却几乎被屠戮殆尽。
事后,一些城内幸存的人,恨极了城外的起义者,认为如果不是他们起义,自己也不会被屠杀。
或者,逃回广东的一个名叫林恒泰的商人,评价道:“对此应该负责的,是巴达维亚的野蛮的总督,而实际上,这种行径是连荷兰国王也一定认为是过分的”。哪怕经历了这样的事,依旧想着的是“皇帝国王是好的、底下的贪官污吏坏官是坏的”。
然而,林恒泰可能至死都不知道,这时候荷兰,根本没有国王。巴达维亚也不是荷兰的,而是公司财产。
以死斗争则生、怕死妥协则死,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就像是那个德国木匠史瓦兹的回忆里的那支枪的主人,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还想着做个良民、保存自己的家业,手里有枪,却最终被人用捣米杵打死。
而城外那群乌衫党、无裤汉,裤子都穿不起,拿着竹片、杀猪刀、糖厂的工具、耙子,甚至枪都没有几支,却转战爪哇,最终活了大半。
起义开始时最大的一场伤亡,还是10月8号,冒死攻打巴达维亚城门,朴素情感下想要拯救城中的同胞时死伤的。
而城内的有居留证的同胞,则在那天晚上激战的时候,听从甲必丹的命令闭门不出,直到第二天晚上荷兰人打退了攻打城门的起义军、10月9号晚上大屠杀开始。
即便是最高等的华人,命运也差不多。连富光的产业被抢劫和没收、媳妇娘家人花钱贿赂没有流放到开普敦,而是流放到了安汶;三个早早向总督报告华人可能造反的华人雷珍兰,死了两个,一个以莫须有“谅甲必丹应知糖厂之事”咬了连富光,成了新的甲必丹。
只是这一切悲剧,此时已经不会发生了。
于是一场悲剧,变成了一场闹剧。
反抗的核心力量出走,在火山聚义起事,没有连片连天,却连杏黄色的大旗都不敢挂。
反抗的支柱力量顺从,拿了居留证远走锡兰,在那里开始新的奴工生活。高呼吾皇万岁,对未来憧憬着期待。
原本最悲惨的、屠杀中死的最多的城内华人,靠着十天的闭门,证明了自己对巴达维亚的重要性,缺了他们巴达维亚就不再是个正常运转的城市,同时也证明了他们是一群最听话的良民,不管巴达维亚归谁。
于是大顺这边心里也有底了,朝廷喜欢听话的人,将来攻下巴达维亚,稳定不是问题。
最富有的甲必丹、雷珍兰、包税人们,举杯相庆。庆贺那些起事的泥腿子,被朝廷也认证为“冥顽不灵”、不再是“官逼民反”;庆贺城外的那些不安定因素的奴工,远走锡兰,不会牵连和威胁到他们了。
…………
此时此刻,城外。
成群结队的奴工,从香料种植园、糖厂、甘蔗园里被驱赶出来。
承包者驱使他们走到门口,在荷兰火枪兵和大顺火枪兵的监视下,统计姓名、祖籍、何时来的巴达维亚等等事项。
很多荷兰人心知肚明,这些奴工都是承包者用各种手段,悄悄运来的。自上而下,都收了钱、疏通了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巴达维亚郊外的华人数量居然有这么多。
好在此时此刻,这些人不再是威胁。
而是每一个人头,意味着三年六个银币的人头税,一旦统计出了数量,大顺那边会直接给现钱。
虽然会把钱给到华人手里,但给到华人手里,在荷兰人看来,这更好。
到了锡兰,就有伪造数量的机会,一千人只说死了一半、船沉了一半,6000个银币走公账的,留个2000就够了,剩下那些人不需要发正式的、需要做账的居留证,让他们留在锡兰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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