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应该保卫我们的公平。如果连公平都不能保证，那么共和国的基石也就不存在了。这又和那些王权制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就算获得了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值得吗？”
“是的，如果不能保证这样的公平，我们将会迎来克伦威尔那样的独栽者！”
“这是共和制的基石，不可破坏。”
“而且，为了保证公平，对于这个军费，我们不应该采取原本的分省比例税，由荷兰省继续出58%。而是应该按照人口均摊。”
安东尼·海姆的双手在桌面下悄悄握紧，只能感受到深深的无奈。
他也终于明白，自己的前任，在成为大议长之前就当联省秘书长的凡斯林格兰特，为什么当了十年大议长，什么事都没干成了。
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凡斯林格兰特在临终前，与他这个接班人进行的一段秘密的对话。
“民众反对摄政寡头，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而此时唯一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就是奥兰治派。”
“奥兰治派或许不会比我们做的更好，也可能无力缓解民众和城市摄政寡头的矛盾。但民众心怀希望，觉得不可能更坏了，这种希望就将奥兰治派幻想成了一个图腾，一个寄托他们所有美好希望的标志。”
“但是，如果有一天，奥兰治派上台，一切仍旧如此，民众心中最后的一点幻想也随之破灭，那么他们将可能走第三条路。”
“一条既不属于摄政寡头、也不属于奥兰治亲王派的、对我们这些家族而言无比危险的路。”
“荷兰的未来，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集权的，政府。荷兰想要重回黄金时代，需要一个凯撒……至少，再度伟大的共和前的过渡。就像克伦威尔之于英国。但，威廉，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些临终前的嘱托，让安东尼·海姆感到虚弱和无力。
唯一有可能重塑集权、把税收上来的，现在只有威廉有这个可能。
但，也只是可能，而能力，恐怕……至少现在看来，能力很差。
就像是前任大议长说的那样，如果民众发现，奥兰治家族上台也是一个鸟样，那就等于断了荷兰此时体制的根，会选择可怕的第三条路。
可现在能怎么办？
两份亟待履行的条约，都涉及到荷兰的国际信誉，可履行条约需要钱啊。
本来民众已经相当不满了，包税制下，一旦走了第三条路，所有的包税人都可能被挂在阿姆斯特丹街头那些为了方便运货而建设的路灯上。
现在居然还要将军费均摊在每个荷兰人的头上？这不是等于往着火的房子里面，倒上棕榈油吗？
“先生们！这种加税是不可行的。”
“现在英国虽然还试图斡旋，但斡旋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奥地利不会放弃西里西亚的。”
“法国一旦支持僭越王，我们必须要履行1678年和1716年签订的英荷共同防御条约。否则，我们将失去唯一能够依靠的盟友。”
“而组建一支野战军，需要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在加税的问题上，再继续争吵下去。”
然而众人并没有被他的道理所说服。
“大议长阁下，如果您认为均摊加税不可行，那么可以贷款，也可以发行国债。”
“在爱国情绪的驱动下，当年有人愿意以6%的利息，借给海军让海军造舰。我想，我们可以煽动一波爱国的情绪，让人们购买国债。”
安东尼听到国债二字，终于发怒了。
“先生们，你们的父辈应该还在，甚至你们自己也应该对1717年的第二次大集会记忆犹新。这场大集会的起因，不就是因为前一年我们没有按时偿付国债吗？”
“不能按时偿付国债，后果有多么可怕，你们应该清楚。金融混乱、民众对联省政府普遍失去信心。”
“但那一次大集会，依旧没有解决财政问题。现在的财政，无法通过募集公债，来准备这一场战争。”
“因为……我们还不起。”
他从一堆纸里找出了一组数据，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念给了在场的所有人听。
“60年前，阿姆斯特丹就有20万人口。而现在，阿姆斯特丹仍旧还是20万人口。黄金时代结束后，我们似乎停顿了，甚至退步了。因为连圣彼得堡那样的城市，都已经有20万人口了。”
“让我们看看阿姆斯特丹和临近城市的数据。”
“40年前，我们还有25家烟草加工厂，现在还剩下8家；我们曾有80座大型纺织厂，现在还剩下17家；我们曾有46个造船船坞，现在还剩下22家；曾经我们有550艘双桅渔船，随时可以转为辅助海军、提供足够的水手，而现在我们只有100艘左右；莱顿曾经年产羽纱4万件，而现在只能年产1万件；济里克泽曾有40家煮盐厂，而现在只剩下8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财政税收如果还不做改变，我们根本无法偿付这一场战争军费的公债，我们不能再发行公债了，那样我们的信誉会彻底破产。”
“而衰落的事实，也让我们必须清醒，我们不能将军费均摊在每个人的身上，那将引起一场暴乱。这些数据的背后，意味着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已经无力再支付这样一笔均摊的军费。”
然而这些数据，依旧没有说动众人。
众人只是沉默，不说话，也不表态，默然地坐在那，拖延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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