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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达维亚改名为椰城两个半月后,刘钰邀请的客人们终于基本到齐了。
大顺的舰队在南洋转了一圈,友好地向各个当地小国宣布了一下荷兰人统治终结的消息。
于是各国都派出了级别比较高的贵族,前来改名为椰城的巴达维亚,参加这场宴会。
来的,大部分都是国王、苏丹、罗阇之类的真正的亲信。
旁边有殖民者在统治,团结是不可能团结的,内斗才是头等要事。如今大顺取代了荷兰,这些国王、苏丹、罗阇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先和新的统治者牵上线。
这是内卷逼出来的,你不交好,有心搞政变推翻你的人就会交好,而且会开出比你卖国卖国更多的条件。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这种事在南洋非常常见。
七十年前,反荷大起义爆发的时候,马打蓝苏丹国的苏丹借师助剿,立刻与荷兰人签订了免税条约、割让三宝垄、勃良安等地。只求把底层发动起来的起义军,彻底剿灭。贵族们依附荷兰人依旧是贵族,可要是让泥腿子赢了,就啥都没了。
如今换了个新的外来势力,而且这个新的势力比荷兰人强得多。这种情况下,就颇类似于囚徒困境,自己不卖国,万一别人先卖一步可咋整?
事情发生的多了,早已经养成了习惯。再说了,各国的百姓虽然受荷兰殖民垄断贸易的压榨,但贵族们的小日子其实也还行。
不说香料换钱,贵族们赚了不少;便说荷兰人的许多残暴的制度,也是让很多贵族们大发横财的。
比如盗人制度。土著王子、王公们,派人去抓十二三岁的孩子,抓到后跟养猪似的养在苏拉威西。等到十五六岁能干活了,加上养猪养的所有人都麻木了,学会了绝对的服从和不敢反抗,就直接当奴隶卖出去。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抓成年人,因为成年人能跑,他们又不是从非洲来美洲对当地不熟悉的外来奴隶,一跑没个抓。
华人主要是当奴工,主要是借助居留许可证和服苦役制度,默许华人人贩子卖人。华人当奴隶的不多,绝大多数华人奴隶,都是债务奴隶。
就荷兰人留下的这些烂摊子,看了瓦尔克尼尔的介绍之后,刘钰心里也是老琢磨着干脆杀光得了的想法。
这些人来到这,一方面是要先和新的“殖民者”搞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询问试探一下大顺这边的政策,是否会影响他们继续发财。
荷兰人走了,荷兰人的体系也崩塌了。
荷兰人在这里一百多年,整个东南亚的体系都是围绕着东印度公司转的。奴隶买卖、香料贸易、正常贸易、贡赋制度、保护国、投靠、荷兰人支持谁谁就继位……种种这些,荷兰人离开后,都需要大顺来解决。
不过,刘钰此时也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暂时先把这些人叫来,主要还是让他们去一趟马六甲,这叫“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先压住他们,日后的事,日后再说。
但要说大顺统治南洋,也不得不考虑大顺的政治正确。有些事,大顺还真没办法做的跟荷兰人一样。
荷兰人倒是无所谓,他们既不是帝制,也不是共和国,一切以利益为准绳,爱支持谁支持谁,爱扶植谁叛乱就扶植谁叛乱,这都没有问题。
但大顺这边就不能这么干。
南洋还是要保持朝贡的形式,哪怕这个朝贡,是有别于过去的朝贡形式,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
就如同王司徒骂武侯的那个经典桥段。
后世人觉得,王司徒似乎说的很有道理,武侯分明就是逆天而行嘛。
但是,在此时,以及此时之前的世代,武侯的那番话就是致命的。
这些话,李元璋、朱自成都可以说,唯独你王司徒不能说。你举孝廉入仕,身为汉臣,说的再有道理,你的出身决定了,你在此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下,你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大顺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的。这个意识形态体系,关乎到整个“天下”的概念。
皇帝明知道利益极多,也不能去支持某个藩属的叛军。因为礼法本身,对皇室而言,就是最重要的利益。
大顺虽然整天自比李唐,也同样姓李,但和李唐真的不一样。最起码,兄友弟恭、父慈子孝这八个字,大顺就和李唐差得远。
而且,所谓“朱温灭了李唐、李家来报朱家的仇”之类的说辞,本也只是在市井间流传的话,不是官方的东西。官方只是默许这些话流传,可从没有官方出来说就是这么回事。
得国之正的理由,是天子不修德,以及保天下之道统。
这种情况下,南洋许多小国的问题,就不好办。
儿子要反老子、弟弟要打死哥哥当哈里发、强君继承法等事项,大顺是不可能明面上支持的。
就如同当年的朝鲜问题,朝鲜王据说死于弟弟的人参汤,以至于一些贵族起兵要政变,大顺只能支持朝鲜王,哪怕如果支持兵变者对大顺看似有更多的利益,也不行。
荷兰当不了霸主的原因之一,就是荷兰没有自己一贯以之的意识形态,没有一整套的天朝的概念。
哪怕荷兰从一开始坚持自由贸易不变,发誓要改变世界的贸易体系,那他都有当天朝的资格。但荷兰却是唯利是图,今儿自由贸易有利,便谈自由贸易;明儿垄断专营大赚,就大谈垄断专营。
注定了,荷兰只能当一时的强国,当不了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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