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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卿之言,或为民请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闷了一声,暂且先止住了众人的争辩,便转过身,不再说话,而是看着滚滚河水发呆。
淮河的清水、黄河的浊水,虽没有龙兴之地泾渭分明的壮景,却也别有一番奇妙精致。
认为构建的大堤、水闸、泄洪道、冲刷闸,这些数百年间不断修缮起来的工程,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问题?
前朝治水之义,以保祖陵为上、保漕运次之、保民生最后。
本朝又有什么区别?
若不是祖陵不在这,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便是祖陵不在这,依旧是保民生在最后。
朝廷向来知道,漕运、河道这些官员都贪腐。但有时候就是默许的,只要保证了漕运,剩下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淦说,自己不是鸵鸟,但自己在海军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当了多少年鸵鸟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刘钰力主建海军、下南洋这一战略的影响了。
单从漕运海运这件事上来讲,二十年前,提及海运,朝中反对的声音,必然是“危险、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万一遇到风浪就没了;是脆弱的后颈皮,一旦被人切断航道,南北分裂”之类的声音。
凡提海运者,必与祸国殃民联系在一起。
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要求试行海运的时候,刘钰并没有立刻站出来支持。
到现在,至少,嘴上反对海运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为,那些理由没有靠辩论辩赢,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
当那些“为国为社稷”的大道理讲不通后,这些反对者的嘴里,也就只剩下了很现实的问题。
然而,当南洋问题、航海术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了: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是钱还不够。
刚才信使送来的消息,并没有说与荷兰完成了贸易谈判,只是说荷兰政变。但皇帝也知道,根据刘钰的战略,政变这一步做完,谈判的事可谓就稳了九成了。
只要谈妥,钱到位,那么很多事就简单了。
当初刘钰的承诺,是两三个河南省的赋税进皇帝的内帑。现在看来,似乎比预想的要高。
垄断费、股本生息分红、官窑瓷器专卖、外加锡兰不在南洋之内其肉桂槟榔之利亦归皇帝,单单这几样钱,便不止了。
而锡兰都督杜锋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拍着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绝对有信心五千破三万。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况,各地节度使乱战,必有“石敬瑭”之辈,想借“契丹”之兵。
若能取之,视之如外,能守则征赋税、不能守则退诸南洋,无有前朝扬、奴乱之虞,一年亦可得银百万不止。
如果一切顺利,三五年内,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万两银子。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个百万两,亦还剩下五六百万两。
皇帝心想,只要有钱,这淮河,怎么也治的了吧?就算治十年,若能换个两淮复宋前之富,也大值得。
当初江苏节度使的上书就说的很清楚。
黄淮地区,出不了朱元璋了,至少在大顺的中央集权能保证的情况下,黄淮地区最多就是为王前驱。
除非大顺的集权烂到跟蒙元一样,小吏锤杀省级官员封闭漕运假装钦差,中央竟毫不知情,烂到这种程度,那才有可能在黄淮出帝王。
但是,黄淮糜烂,为王前驱,引出的问题却多。尤其是如果不改运河为海运的情况下。
历朝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南北之分。
这里阻隔南北,又关乎运河。到时候,或南方督抚日强、若别处再有起义,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员砸在黄淮,怕是要出大事。
黄淮,恰在南北中间,加上运河,若以人论,恰似一人之腰。
手疼医手、脚疼医脚,可要是腰有病,核心力量废掉,全身都使不上劲儿。
自宋以降,中华历朝就像是一个腰被砸伤的人,以前千斤的力气,现在病恹恹的,腰都没劲,哪还有力气?
问题在哪?
江苏节度使看来,问题就在漕运上。
如果天下太平,这还好。
一旦天下有事,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钱粮?
南方的钱粮是不是得经过运河?
运河是不是有将近十倍的损耗?
运河的损耗是不是运河两岸的百姓来补足?
出的人力力役折损是不是要催发起义?
起义是不是会截断漕运让问题更严重?
漕运糜烂,是不是打仗也要出问题?
当然,江苏节度使不能用“起义”二字,用的是叛乱、民变、愚民被人所用等词汇。
到时候,外患引发内忧、内忧引发内乱,纵然黄淮地处中原,朝廷可以全力镇压,最多只能为王前驱,成不得事。
然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朝廷若有明君还能压住,一旦是个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乱。
皇帝对此是认同的,其实心里也明白,大明大顺两朝,对黄淮百姓,确实是“狠”了点。
为了保漕运,一旦有水灾,朝廷虽不明示,可实际上是默许“保北不保南、北堵南疏”的政策的说的就是安徽,以至于自明以后,提起安徽,鲁南河南等地的百姓,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要饭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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