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撇撇嘴，心道这不是废话吗？要不我为啥非要往外头搞？万丹这种地方能土改，国内却动一下就一堆麻烦。
我要是能把国内的问题解决了，我有毛病啊，非要往外走？只要国内问题解决了，单单这体量，这内部市场，还用得着琢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行了，如今不是在南洋了，也不是在日本。天朝自有国情在此，莫要说这个说那个。”
“你们这就先去吧，时间紧，我也不留你们了。”
“万事开头难。开了这个头，日后就好说了。虽说你们现在也不是军官了，就是拿钱给人干活的人贩子，但你们也得知道，办这件事往私里说是行大仁义善举；往公里说，是天朝拓土南洋你们也出了份力。”
“去吧，去吧。”
一众人贩子都起身拜谢而出，也不敢耽误正事，又都纷纷回到原本安排的“片区”。
等这些人一走，刘钰背着手在屋里转了几圈，忍不住摇摇头。
的确，是自己想简单了。
后世包身工制度，能盛行，源于包工头出钱把，把人包了。日后包身工的工资给包工头，而且大部分招女工，属于是“养在家里的赔钱货”，还不如卖几个钱呢。
现在下南洋，招的都是青壮劳力。这一走，基本就是把一家子弄走。真正在乡村统治的那些人，肯定不会放人的。
大顺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包括债务等，都是如此。
而且就算没有债务，或者自己把欠债问题给解决了，估计少不得闹出来父母投河自杀不给儿女做拖累、母亲摔死婴儿确保有上船资格逃离苦海的事。
眼下这事，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大顺体制的特殊性。
虽然说地方官和当地士绅有联系，而且是圈内人。但因为对上负责的制度，只要上面有话，下面就好说。官员就不会管什么所谓交情了，毕竟不是封建主，而是流官，干几年走了，谁特么认得谁啊？
自己想把这件事粗暴解决，直接找上级官员就行。上级官员一句话，下面就压住了。
不过，真要论起来，这事本质上就是大顺的资产阶级和大顺的地主阶级的第一次交锋。
这钱，该谁出？
论理，应该是谁雇人，谁来出这笔钱。既是新兴阶层雇人去南洋搞开发，提前把债给结算了，也不是不能让人干活还债。
这是一种理。
还有一种理，则是欠的这些钱根本就不合理。粮食是你种的吗？麦子是你割的吗？你都不劳动，凭啥无偿占有劳动果实？直接不用还、烧了借据，了事。
但这个理，这时候刘钰肯定不敢说。
既不敢说，那就得按照现有的理来论。
现有的理这么一论，这官司打到哪去，也是新兴阶级该把这笔钱给出了，然后多干几年还债就是了。
但问题是下南洋的死亡率高，这一点他们心里也清楚。
巴达维亚当年建城的时候，年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六十，一批批的人来、一批批的人死。直到把城建起来、沼泽弄好了、城市体系建起来了，死亡率才降下来。
现在从头开拓种植园，死亡率必然高到离谱，尤其还是一些从黄淮区，算是北方的人去的南洋。
这就导致新兴阶级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看似合理的条件：替雇工先把债还了，雇工要多干十年，看上去新兴阶级赚了。
结果人刚到，嘎一下染了疟疾、登革热、热病、出血热、霍乱、麻疹、风疹、痢疾等，就死了，这不赔了吗？
他们不接受，就可以继续拖。
这不是如同搞西洋贸易公司那样的、看上去就知道赚钱、去晚了就没机会的事。
而是机会就在那摆着，很多人巴不得先看看别人是赚是赔再跟进了。
刘钰好容易用各种手段，搞出了这么个热潮，总得维持住。
现在出现斗争了。
理所当然，刘钰现在肯定是站在新兴阶级的那一边。
甭管有没有理。
他得做出个样子、至少做出个姿态：有争端，不要怕，我向着你们。我罩着你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些。
这个姿态都没有，日后的事就更难办了：各新兴阶级一看，哦，看来还是买地囤地转科举传家，更稳妥啊。
两边的斗争，现在才刚刚开始。
假如日后工业发展了，包身工制度，两边是没有斗争的；这种开发南洋要走青壮劳力、解体旧乡间体系的事，两边才会出现斗争。
这事，既要耍无赖解决、让新兴阶级看到自己站在他们那边，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来人，准备车马。我要去一趟金陵，拜会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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