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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皇帝反而更加兴奋。
心想如今这贸易被处处掣肘,尚且能赚这么多;若是将来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条例之大事,这不得起飞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万两的“好处费”,作为给丹麦商馆加税的回报。
日后自可成定例。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别家。
当然今年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但日后纵短暂下滑,只要将来补回来便是。
“爱卿所言,朕自知晓。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数目做平日情况。”
“这海外贸易事,朕对爱卿最是放心。也不会叫别人胡乱干涉的。”
皇帝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年他拍脑袋的“高端瓷器赚得多”想法,赔了一大笔钱赔出来的经验。
对外贸易,当然要讲究科学。
历史上其实这种“一拍脑袋”的“搞笑”决策,多得是。
历史上1843年,一鸦结束,英国资本家大为兴奋。
然后,西菲尔特的一家公司,花费巨资,动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往中国运了一船“餐刀、餐叉”,准备大发一笔。
这已经不是拍脑袋决策了,而是脑袋被高压水枪呲了的决策。
靠着这种拍脑袋的决策,和对真正懂东方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英国“成功”地将除鸦片外的对华出口额,从一鸦巅峰的250万英镑,拍到了52年的140万英镑。并且在二鸦后,搞出来一个仿佛魔幻世界一样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关税的中国再度顺差白银1058万两……
现在的情况,刘钰是一点不担心外国货的倾销,而是担心贸易额逐渐增大引发国内的诸多问题。
在本国不能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每年几千万两的白银入内,这也足够危险的了。
得亏大顺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强,不能把大笔的钱收上来再花出去,使得欧洲的价格革命至今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强,大量外部白银的入场,也会随着皇帝花钱而逐渐影响到全国。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将全国各地的白银,在两淮地区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万两白银,冲击有些巨大。
最简单的一点,肯定会造就两淮地区的银钱价比问题。
而这,正是刘钰忧心的地方。
大顺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铜本位,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货币政策。
大顺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收税却收白银。而法定的一千个铜钱能换一两白银,根本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大顺连官方的银行、货币兑换所都没有,甚至这么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都是直接称重来算,怎么可能民间的兑换比能按照官方来?
这类似等于是官方发行法币,但官方收税什么的却收英镑法郎荷兰盾西班牙元。
之前对外贸易不是很主动,都冲击出来了个货币白银化,冲击出来个白银税改。
如今对外贸易的额度、数量,都急速增加,若这种情况下还不考虑货币问题,肯定是要出事的。
这个事从实际来讲,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会成为被人攻讦贸易的方向,是以刘钰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顺的士大夫水平,很难搞明白经济。
很多都是凭感觉来。
历史上181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波突变似的钱贱银贵,一些地方瞬间涨到了1600到1700兑一两白银。很多士大夫凭感觉,认为是鸦片走私导致的。
虽然说,鸦片当时走私确实已经严重了,但问题是即便算上鸦片走私,那几年每年的白银入超量,依旧保持在600万两左右。
士大夫会归结于鸦片走私的问题。
从立场上讲,这是好事,引起了对鸦片的警觉。
立场先放一边,10年代开始的银贵,鸦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几年实质上的出口量和白银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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