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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了几圈后，皇帝终于忍不住问道：“爱卿搞得青苗贷，效果如何？若在别处搞，行不行呢？”
刘钰立刻把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
“回陛下，别处搞不了青苗贷。”
“搞青苗贷的前提，是加税，丈量田亩，减轻小农负担，以及有足够的自耕百姓，要取消漕粮运米劳役，要保证募役法摊在一条鞭亩税里。”
“否则的话，青苗贷有什么意义？贷多少，地租就加多少，这不过是给乡绅送钱而已。”
“苏南的青苗贷，臣只贷给家有十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半耕半佃的，一律不贷。要么卖地下南洋、要么卖地去做工。贷给他们，等于白贷不提，毫无用处，反倒是钱都流进了租子里。”
“此其一也。”
“其二，若还行亩税极低的国课，负担全在小农身上，怎么贷？县里只说要加收摊派、役钱，这不是等于办青苗贷的给县里送钱？”
“是先有了苏南的亩税一条鞭法改革、取消了运河漕米运粮劳役，然后才有青苗贷。”
“至于臣于苏北搞得青苗贷，不过是……不过是花钱买他们余生的劳动时间而已。为的还是下南洋，而不是助小农。臣也根本助不了。”
皇帝对刘钰说的“一条鞭法加取消运河漕米运粮劳役”然后才有青苗贷的先后顺序，仔细理解了一番，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心想这话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苏北新淮河区，是可以搞的。
既然要在苏北新淮地区搞一起大案，搞完之后，肯定也要配上成套的新法。包括亩税一条鞭等。
只是，土地不准买卖是不可能的。
就算定下来土地不准买卖，农户也一样弄出来“田皮”、“田骨”，反倒更加麻烦。
既是土地能够买卖，那么朝廷若是放贷，收不回来，就得走收地这一步。收百姓的地，最是艰难，也最容易出大乱。
可朝廷既想尝试加强集权，就必须改变过去只统不治的手段，要把统治深入下去，就不得不承担乡绅所承担的诸多作用。
而且总也得考虑一下成本，万一赔的太多，朝廷根本无能到连在一州两县搞青苗贷的能力都没有呢？
思索之后，皇帝又问道：“如爱卿所言，假设一处行了一条鞭法、又以有地的自耕小农为多，那么这青苗贷就是可以用的，是吗？只是，若农户无钱呢？”
刘钰淡定无比，语气毫无恻隐。
“若无钱还，则收抵押的土地，强制执行。青苗贷办贷者，亦有类似秦时以吏为师的责任，宣讲清楚。”
“收地之后，朝廷公开出卖。”
“失地百姓，或去苏南等地做工，或下南洋去种植园。”
“若真有这等地方，这等制度，臣敢保证容纳的过来，不会有什么流民之变。”
“其一，百姓均有自田，又减轻负担，纵有灾祸，也非是一下子就全一无所有为流民的。”
“譬如那洪泽湖，一下子溃堤，苏南苏北皆为鱼鳖；但若开掘入海口，涓涓细流，则无大碍。”
“如今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每年都需新人手。但要是如之前阜宁水灾那般，一下子涌入二三十万，肯定容纳不了，必有民变。”
“而若百姓皆有田产，今年破产两千、明年家破八百，这就好说了，足以容纳的过来。”
“青苗贷，反过来又可以减缓这种破产的速度，使得百姓以涓涓细流的方式，慢慢去做工商事。”
皇帝略微愕然，半晌道：“爱卿之意，即便现在天下均田，爱卿也绝不支持井田，而是允许买卖兼并？只是均田之后，抢在兼并之前，使得工商业能够容纳每年兼并失地的百姓而已？”
刘钰叩首道：“陛下，臣不是不支持井田。而是，朝廷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井田农民，每年入城做工的人，恰好是城镇工商之所需？若无此能力，井田何益？工商不兴，人口滋生，地不加增，早晚会有流民。”
“是以，臣对北儒一派井田之说，自来嗤之以鼻。把手段作为目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
“假若可以均田，配之以青苗贷、加税减负，减缓兼并之速度。而外可得南洋、印度、波斯、欧美之市场，发展工商，配之以南洋、印度之稻米，或有可为。”
“抑兼并之说，历朝也就说说而已，如何真能做到抑兼并？王莽倒是真正想要抑兼并，治标治本，但结果天下大乱。”
“既以历朝治国之本事看来，都无法做到抑兼并，那就只能顺势为之。以青苗贷减缓兼并，却不抑制，而使工商业吸纳失地之百姓。即便吸纳不了，尚且还有南洋种植园一途。”
“宋之青苗贷，为的是民不加税而国用足。本朝若在一些地方行青苗贷，则是为了延缓兼并。臣在苏南搞青苗贷，则是为了提高地价，防止商贾买地而不投工商。虽都是青苗贷，可各处目的不同，不当一概而论。”
皇帝试着理解了一下刘钰的逻辑，对刘钰的想法，只能说既不全赞同，也不全反对。
南洋米、印度米，确实不少。
而若得南洋、印度、波斯、阿非利卡等地的市场，百万人事工商为业，也未尝不可。
更多的，可能容纳不了。
但皇帝想问的，本就是距离苏南很近很近的黄河以南的苏北，只隔着一个南通州。
更远的地方，既没有这等均田的机会，也不可能自己跑几千里来苏南从业工商。
听起来好像确实没问题，但皇帝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
不过刘钰这么说，也证明两个人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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