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定制，退回陕西；行为定制，救世之仁可以做，但顺代明兴不可取，其时朱家尚有后人呢。
大顺的天下之后，这既视感过强，也真的是浑身刺挠。但也不好说一个当时都死了几十年的人，未卜先知，就预先有怀念前朝、影射本朝之想。
但架不住一些前朝遗民拿着这个说法，搞恶政隐。
大顺这边还是比较聪明的，因为这玩意儿就是个马肝之论，一千多年前就玩出花来的东西。
而政治合法性问题，本来就不是个应该被讨论的东西。一旦辩论，一旦讨论，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多，不争论、不在意才是最好的办法。
哪怕专门找出来大儒辩经，辩出结果来了，那也只是书面上的胜利，实则是在助长这些说法的传播。
只是，这件事被翻出来之后，伴随着大顺统治的逐渐稳固，泰州学派就真的在名义上彻底消亡了，因为没有哪个傻呵呵的士绅士大夫公开说自己是泰州学派的了。
但是，人可以死、名可以灭，思想却不会死亡。
泰州学派在名义上消亡了，可伴随着大顺鼎定天下，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下，在这边还是很多人受到了泰州学派的影响。
应该说，影响非常深刻。
只不过，是不是正面的就不好说了。
一方面承受着大明差点亡天下的大黑锅，首当其冲。顾炎武直接把王阳明和王安石相提并论，希望“拨乱世反诸正”；黄宗羲更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另一方面，又因为“武王伐纣，应该保微子做天下，自己退回陕西”的说法。
这两方面原因，使得这个学派不在讨论政治、道理，而是退化成有点像是个宗教的玩意儿了。
或许，这也算是一种绝路下的尝试？
王艮以前就编造过，说梦到天塌了，万民呼号，自己伸手劈开了塌天，拯救了万民。
颜钧更是直接朝着把孔子造成神，搞大中垂象、设坛做法之类的活动。
应该说，走到明朝中期那一步的时候，所有明白人都觉得，真的是不能再按照过去的旧办法统治了，尝试了种种奇怪的、奇葩的改良儒学的手段。
这种把儒学迷信宗教化，不管好坏，都是尝试。
本来嘛，王艮就觉得，老百姓怎么能懂什么之乎者也、仁义、太极这些东西？
既然人人都能成圣，何不采取这种更接近百姓的方式，把精髓的道德传播出去？
万历之后，伴随着泰州学派的几个大手子纷纷去世去世，剩余的泰州学派的残余，一转过去作为异端激进，转而认为大明开国之初的体制才是适合的体制，到处宣讲各安生理、无作非为那一套。
一方面，是前朝开国之初定下的一整套体制，真的已经完全不适应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了。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开始激发、到万历之后开始总爆发。
在这种现实之下，这些旧读书人无法根本社会的发展提出一个新的、相适应的理论；另一方面，一些开宗立派的人物纷纷死掉。
剩余的人自然转向了反动，试图以反动改革的方式稳固社会。
这与后世给泰州学派安的思想启蒙之类的说法，一点都不矛盾。
反动倒退，本来就是思想启蒙的伴生品。
到了大顺这时候，因为那两个缘故，泰州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实际上已经死了。
但这种深入民间、传播道德的想法，却流传下来。且因为他们不再谈那些道理、辩论，反倒是逐渐换发了第二春。
靠着通俗易懂的诸如《大成歌》那种。
“随得斯人得斯道，太平万世还多多；我说道心中和，原来个个都中和；我说道心中正，原来个个人心自中正……”
以这种诗歌、打油诗、布道的方式，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或是试图搞乡民自治的乡约；或是到处传播一些道德孝悌之类的东西。
要说他们幻想的美好社会，其实还是大明开国之初那种，带有一丝理想化的完美社会。
基本上，有点像是乡村自治、道德建设派。
这些算是拿了泰州学派“糟粕”的后继者们，在民间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走了封建迷信的亲民路线之后，更是得到了底层的广泛认可。
比如在盐政这件事上，他们在盐户那里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秉持的想法，也还是当初那种均分草荡、千万年不乱的设想，设置乡约，乡绅负责教化道德，搞出来一个完美的半封闭社会。
当然和刘钰说这个问题的士绅，手里都拿着草荡，肯定是不想均分的。
他们之所以希望刘钰早做准备，准备好军队，主要是担心到时候真要是强行判决，导致底层大规模的反抗。
这就不只是盐户了，还有受那些学派残余影响的广大百姓，他们真的是恨透了这些士绅、豪商，是渴望平均的。
广大市民，以及如今大量的处在黄金时代的纺织业之类的小生产者，哪里算是真正的社的底层呢。
相对于现实的士绅豪商强取豪夺、未来的刘钰要让资本喝血，对最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确实，被加了滤镜后理想化的明朝开国之初，再配上这些尝试宗教化的完美乡约加儒生传道的状态，似乎才是最有利于他们的。
对那些小生产者来说，盐户是个图腾柱，契约要被遵守更是重要。可对那些最底层的百姓来说，理想化的均草荡的盐户，不也是个图腾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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