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哲身告诉他，刘钰决定传授权哲身富国富民之道的时候。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乱大难，我自东渡万里，眼不见，则不知，便不存在。
他没有惆怅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内心在假装这是大汉永平十六年的洛阳街头，假装自己是即将踏上西域的年轻的班仲升。
所以高谈阔论，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不断笑着回应着权哲身的疑惑，用这种远赴万里行大功的激昂壮怀，评价着权哲身从刘钰那听到的“兴工商”的理念。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从废运河、毁盐业、扬州风流只残垣、十万闲民徙远疆的全过程的儒生。
其实不该用这种激昂壮烈、品评道器的语气，来评价“兴工商”这三个字。
但他还是用这种仿佛无意识的意识，看好朝鲜国若发展工商业的前景。
至于发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发展工商业的第一步，就是刘钰用事实、或者说用装满南洋米、虾夷麦的大船，鼓吹粮食够吃社会分工论。
当同样的鼓吹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于，他还主动帮着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税收催动货币白银化，或者货币大顺化。
告诉权哲身，或许，货币取代过去的实物，是一种必然，不要徒劳地在这件事上选择复古。
唯独坚持的一点，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桥而是彼岸，因为他隐约知道，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石。
或许，以松苏为中心联络的南洋关东，已然成为了新天下的某种模板。
只是，将来，天下或许还在。
但却或许不再是那个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权哲身其实自己已经动摇了。
大顺太大了。
相对于东北的藩属，即便淮南苏北的盐改垦地，也一样很大、非常大。
权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担忧，也不可能理解他们学派认为江苏模式不可能推行于天下的理由。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广阔的大顺帝国里，江苏省和甘肃省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动辄百万流民起义的场景，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他学习汉文，自小读书，看过史书中许多流民起义的故事，但却终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简单至极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动摇的他，心里想着的，便是江苏一地可以兴工商而富，似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后果。
如果真的粮食足够，或许未必非要行复古之策。
至于松苏到底是什么模样，或许真的只有自己亲身去了南洋，才会明白。
当然这只是或许。
也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刘钰将他们比作更像锡兰国是一种侮辱，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正宗的小中华，比安南、日本更正宗。
但这些天真正见识到了真实的大顺之后，明白大顺的土地私有制、雇工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也明白，似乎确实和大顺并不像。
一点都不像。
是像现在活生生的中华？
还是去像书册古籍里尚有奴婢制和门阀的中华？
这并不是个难以抉择的难题。
当大顺的海军驻扎到了釜山，切断了朝鲜国和日本国之间的二道贩子丝绸贸易之后，小中华这个概念，已无意义。
小中华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的中华没有军舰常驻对马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
而现在，中华天子的军舰已经常驻釜山、对马，对日本的标榜已然毫无价值。
因为对中华这个概念有最终解释权的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当军舰穿行于对马的时候，拥有最终解释权的这群人之一，如同刘钰，便可以笑着告诉他：不，你们不像，像不像我还不知道吗？你们更像锡兰。
权哲身并不能理解，天朝广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他不能理解，改革后江苏的模样和别处的不同，比朝鲜国和锡兰国的差别更大。
所以，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未来的模样。或者说，小中华应该有的模样。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源于他所目睹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震撼。
而是源于他看到这一路，有农民拿着自己的地契去借贷、看到农民在售卖自己的粮食准备交税、看到江苏的徭役制取消而用的几十万闲民、看到那些不是隶属某人奴婢的自由的雇工在棉田劳作。
在他来之前，朝鲜国的土地交易，仍旧是不合法的。
富庶与否，区别只是单纯的穷与富。
土地制度，徭役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这才是中华与否。
即便权哲身再懵懂，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东西才是区别之所在。
自小生活在“小中华”的幻境之中，当真正悄悄来到中华的时候，便可以感受到之前的幻灭。
本身就是附庸文明，大顺得国又非夷狄，朝鲜国的儒生没有属于自己的包袱，所以丢弃起来其实比大顺这边的儒生更快。
因为在江苏，尤其是已经完成了改革，痛苦的转型期已经过去的江苏，他觉得，老师的担忧，好像有点过于杞人忧天。
天朝尚且如此，似也并无问题，老师所担忧的一切，都已经在松苏上演，并无问题。
或者，即便有问题，好像也不是不能解决。
看起来，松苏的转型就很“简单”，也就五六年的事。
实际上，他是大错特错。
松苏转型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也根本不是五六年的事。
往远了说，当长江突破山峦，冲出这片三角洲入海口、深邃的江面贯通从湖北到松苏水道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中点说，当黄道婆从遥远的海南带回了棉花纺织技术、当大明征收折色本色促进了纺织业交换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近点说，当大顺开始兴造舰队，夺取南洋，彻底不用担心西洋军舰直插镇江截断漕运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看着转型好像是五六年、最多二十几年的事。
实则哪有那么简单？
要真是这么简单，孟松麓所处的事功派，早就解散了。
他们并不反对江苏此时的富庶与成绩。
但很清楚转型的痛苦，以及别处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完成这样的转型。
这些最关键的东西……孟松麓知道。
但孟松麓没说。
最多只是说了句均田仍为天下第一仁政。
甚至都不是在说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争论这是弱水之桥、还是圣道彼岸，这种纯粹理论性的东西。
孟松麓知道却不说，这是耐人寻味的选择。
可以说，是因为权哲身不知道，也没问，所以孟松麓不说。
也可以说，是孟松麓知道刘钰开始鼓吹粮食够吃论之后，意味着什么，但他不想说，压根不想告诉眼前的人。
至于，是觉得江苏的路是对的，那些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还是说，因为他并不觉得过程是对的，但觉得这样有利于大顺，于是压根避而不谈，不问不答，隐约觉得这种霸术的对外扩张模式可以接受？
毕竟，细究起来，孟松麓知道，权哲身如果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什么，那么就不会问。
于是两个同是实学派儒生的人，在互相送别之际，各怀心思。
高谈阔论，指的就是孟松麓那种说话方式。
高到讨论均田这个天下第一仁政，到底是桥，还是岸。
却决口不提怎么均、不均的后果、以及均的困难。
他知道那些不高的、踏实的东西，但他此时选择不说。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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