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阶级上的斗争，却披了一件亲英、反英的外套。这极大地影响了北美人民的觉醒，使得真正的矛盾被掩盖了——这个语境中的觉醒，和北美此时定义的“第一次大觉醒”的觉醒，并不是一个意思。
现在，刘钰要促成的，就是把“反英”这个外皮拿掉，把真正残酷而真实的东西，去掉那些抽象，展现给之后的北美人民来看。
很多问题，是不是脱离了英国就一定能解决？
是不是脱离了英国，就不用交税了？
是不是脱离了英国，换上“自己人”，就能解决西部边疆问题了？
这两个当时反英的最大矛盾激化点，在后世看来，一个都没解决了。
北美分离之后，就不必交税了？显然，这是个笑话。
换上“自己人”就能解决西部边疆问题了？显然，这也是个笑话，因为83年《巴黎条约》签订正式建国，90年北美政府自己就发现西部边疆问题是个财政黑洞，自己也出台了他们当初极力反对的《1763王家西部法案》。
那么，如何促进北美人民的真正觉醒，而不是被所谓的宗教觉醒弄得五迷三道呢？
简单，拉着眼下这群反动派、奴隶贩子，真的把北美议会建起来，把矛盾压下去并且继续激化，让他们将来无法用“反英”来作为外套，掩饰现实的矛盾。
没有亲英的大地主、大商人的家产、土地；又要把西部边界确定不能向西垦荒。
刘钰倒是要看看，这群人能玩出来什么样的花活。
或者说，他想看看，“盎格鲁撒克逊人平凡而伟大的民族性”，是否真的存在。
到底是“无代表、则不纳税”的理想主义者多？还是“不想纳税”的现实主义者多。
以及，没有把“分了地主的田地”这件事，披上一件“他们是亲英派卖国贼、所以没收他们的财产家产地产是合理”的外衣后，那些想要土地的人，会不会也出李自成、黄巢、张角等英豪？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历史机遇期是很短暂的。对北美，或者说美洲而言，如果历史一切不变的话，1815年6月18日之前，才是他们的机遇期。
必须要在这个机遇期之前，通过诸如《禁运法案》等政策、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让买办资本和商业资本流向工业，打下制造业基础。一旦错过这个机遇期，那就相当困难了。
而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大顺的参与让北美人民面临的困难增加了：届时，他们不但要反宗主国，还要反国内的买办和地主阶级，还要反帝国主义的干涉。
现在坐在这里和大顺谈判的、即将成为按照“奥尔巴尼会议原则”成立的十三州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即是大顺正在扶植的这群人，其阶级上的性质是非常清晰的。
买办。
大地主。
大奴隶主。
即将在东西方同步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过程中原材料产地受益者的种植园主。
大顺谈判代表的态度，也将这种态度表达的很明确。
即便大顺刚刚才在南方袭击了种植园，解救了一批奴隶。
但是，既然这群人没有辩经，那么大顺这边也没有辩，甚至故意不提解救奴隶这件事的正义性。
这也算是双方的一种无言的默契。
如果，北美这群人，和大顺谈由《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所引申出的“非基督教国家皆遵循发现即占有原则”的所谓《国际法》。
那么，大顺这群人，也一定会拿奴隶、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等问题说事。
他们既是有点脑子，没有当着大顺的面，谈所谓的《国际法》。
那大顺这边也就投桃报李，没有当着这群大买办、大地主、奴隶贩子的面，谈相应的一些在大顺谈烂了的问题。
固然，大顺现在还是君主制，社会依旧是地主所有制的封建社会。
但是，均田、反对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反贱籍制度，一直是大顺内部的政治正确。
做不做是一回事。
但谈均田、土地国有、减租减息这些事，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一段比封建王朝还恶臭反动的时期，大部分时候是都不会被枪决的。相反，很多士大夫也会嘴上支持，即便他们不可能去做，但嘴上支持肯定是没毛病的。
你有你的“国际”法，我有我的政治正确。
只不过，既是北美这群人不谈所谓国际法，大顺这边也就不谈他们的政治正确便是。
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你们乖乖听话，那么我们未必真的要解救奴隶。可你们要是不听话，那就不好说了。你看，南边有奴隶，北边还有法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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